近期，蘭州、南京等城市先后對樓市調控政策進行調整，其中有關限購規則的部分引發海內外廣泛關注。有觀點認為，中國部分城市對限購政策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松綁”，表明中國樓市調控已出現基調轉向、“拉抽屜”等問題。對此，專家指出，部分地方樓市政策調整屬于對前期政策中剛性、粗糙部分的適時修正。在“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已成為全社會強大共識的背景下，中國樓市從嚴調控的基調不會改變、長效機制建設的步伐不會放慢、防范和化解風險的決心不會動搖。

    放松限制引起關注

    2018年伊始，部分城市對樓市調控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來看，這一波調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將“一刀切限購”變為“差別化限購”。例如，蘭州取消了對偏遠區域的住房限購政策，放松部分城區限購條件，同時在有過熱傾向的城區加碼限售政策。二是定向放松以吸引優秀人才。例如，南京重點針對優秀人才放寬購房條件，允許符合條件的人才先落戶再就業。

    分析人士指出，之前各地推出的房地產調控措施略顯粗糙，很多規定帶有“一刀切”色彩，有些還是臨時照抄其他城市的調控措施。隨著樓市調控常態化，一些地方勢必會結合本地情況對樓市調控措施進行細化與優化。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表示，蘭州樓市的過熱主要集中在市區，一些郊區及偏遠地區的新房庫存則較高，對相關區域變“限購”為“限售”，既去庫存也防范炒房，具有積極意義。中泰證券則分析認為，定向放松限購是部分土地財政依賴程度較高或人才流出壓力較大的二線城市引進人才、維持樓市平穩運行的手段。

    在全國房地產商會聯盟主席顧云昌看來，當前部分城市政策調整沒有越過“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紅線，符合分類調控的要求。顧云昌認為，以往調控更多是從需求側著手，未來將更加重視供給端調控，調整住房供應數量和結構。

    微調不必過度解讀

    那么，部分城市調整政策是否意味著中國樓市調控主基調發生變化了呢？多位業內人士指出，中國樓市長期存在房價總體偏高與結構性失衡并存的問題。前者推升了實體經濟成本，削弱了家庭消費能力以及生育意愿；后者影響著城鎮化進程和質量，制約著地方政府財力。因此，樓市從嚴調控、長期調控的基調不會改變。

    平安證券分析認為，中央明確強調要保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未來雖然不排除更多城市對樓市政策進行適度微調，但期待全面放松或大幅度放松仍不現實。海通證券也預計，限購限貸政策仍將是影響一、二線城市需求的主要因素，這些調控政策有很大概率會持續下去。

    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叢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同一種調控政策縱向上不可能從頭到尾起作用，橫向上也不可能對所有城市都起作用，因此才要因時而動、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重要的是，分類施策必須殊途同歸，共同的目標都是實現房地產市場長期健康發展。

    “近期調整樓市政策的城市，基本上不屬于漲幅過快的一線和強二線城市。這些城市一方面依然面臨一定的去庫存與城鎮化壓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城市競爭中留住高層次人才，所以需要對原有政策進行一定程度的完善。若對此過度解讀，認為中國樓市調控基調改變或反反復復‘拉抽屜’，則顯然是以偏概全的。”叢屹說。

    遏制炒作將長期化

    對于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危害，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指出，高房價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會分化，影響到城市化進程及居民的其它消費。祝寶良認為，刺激房地產市場雖然可以在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并帶來財政收入增加，但卻推高了實體經濟的生產經營成本，反而影響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

    事實上，住建部對2018年工作進行部署時也強調，堅持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堅持調控目標不動搖、力度不放松，保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嚴格執行各項調控措施，防范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住建部指出，要針對各類需求實行差別化調控政策，滿足首套剛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機炒房。

    “樓市調控的核心目的，就是要讓房屋回歸居住屬性。此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其實，‘租購并舉’就是我們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不斷落實的長效機制。目前，很多地方正在積極構建長期住房租賃市場，一些房地產企業也開始轉變以往的開發模式，大舉布局租賃市場。這些，都意味著中國樓市正在發生積極的結構性變化。”叢屹說，未來，如何確保“租購同權”將成為各地的重要命題，從而與“限購”“限貸”“限售”、財稅等手段共同構成系統性的樓市調控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