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從規劃的提出，到政策的研究制定和落地，再到如今縱深推進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區域經濟的概念，而是一個被寄予厚重期望的、能引領中國經濟社會進一步改革開放、探索形成新時期新的經濟發展引擎的重要增長極。

    尤其是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粵港澳大灣區是雙循環體系的重要節點樞紐，同時具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樣板的良好條件和制度優勢，應通過產業升級、結構重組、產業鏈合理分工協作等方式，實現內部均衡發展，提升外部輻射能力。

    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肩負著和經濟特區、自貿區一樣的歷史使命，而制度創新和改革，是其探索與率先發展引領中國社會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不同于別的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如何通過制度創新來把“差異”變為“融合”，是重要而緊迫的課題。

    國家“十四五”規劃多次提及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使命，還將“深入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單獨成章，特別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強粵港澳科技創新、產學研的協同發展，深入推進重點領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等。作為改革開放的橋頭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深圳無疑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

    而在深圳綜合改革試點實施一周年之際，首批40條授權事項中，22條已經正式落地、取得實質進展。在首批授權事項中，28個事項在前海先行先試，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國際人才服務工作站等也都在前海落戶。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有一批重大制度成果在全國復制推廣，國家發改委專門發文推廣深圳47條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而前海的制度創新成果已累計在全國復制推廣65項，改革力度明顯、對全國的輻射力正在增強。

    制度創新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將有助于優化各種社會資源的配置，實現大灣區創新要素之間的順暢流動，促進三地更高水平的合作。以深圳為窗口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可以發現，中國成功的很重要原因是，深圳首先借鑒和學習了香港的制度和模式，進而把改革發展的經驗鋪向全國。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無論從物理空間還是制度基礎上都具備制度創新的優勢條件，但是，當前通過制度創新來打破區域藩籬的力度還不夠，尤其是在港澳和其他9個城市之間的人員、信息等交流仍存在一定的障礙，破除這種制度鴻溝是目前最為迫切的，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一直以來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的問題和困難，才能將香港的金融業、深圳的創新、珠三角的制造業、澳門與葡語國家的關系聯動起來，推動形成國家全面改革開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