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桂小筍

    “2019年以來，投資者的法律意識有明顯提高，通過法律手段訴訟維權的熱情也日益高漲。僅我們律師事務所在2019年至今接受委托的證券索賠案件，涉及的當事人已超1000人。眾多的投資者中，既有索賠一兩千元的小散戶，也有單個股票索賠超過2000萬元的大戶，機構投資者參與索賠訴訟的情形也越來越常見。”日前，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對于今年以來兩市投資者的維權訴訟情況，證券律師、上海明倫律師事務所王智斌介紹。

    不過，王智斌分析，“我國證券市場法律法規關于投資者權益保護的整體制度框架，仍需進一步健全”。

    信披違規仍頻發

    查閱被監管部門立案調查的上市公司涉及的公告可知，這些公司和時任高管被立案調查的原因，多以“涉嫌信息披露違規”一筆帶過。

    而后續披露的被調查進展可知，既有公司內控不嚴，對投資子公司管控不到位，未有效督促強化合規風險管理等業務問題，也有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大手筆減持，違反了此前的承諾事項。

    因各種違規行為，這些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時任高管層被開出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決定書，其中被頂格處罰、市場禁入者也有。而基于這些公司的違規行為，投資者在正式處罰書下發之后，陸續對公司提起訴訟索賠。

    “在現有法律框架內，證券違法違規行為面臨的違法成本主要在三方面：刑事法律責任、行政法律責任、民事賠償責任。加大違法人的違法成本，建議在以上三個方面進行‘三位一體’的制度設計。”王智斌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

    據王智斌介紹，以其代理的案件來看，目前全國各地有不少針對虛假陳述行為提起的民事索賠訴訟，不過整體來說，索賠金額和虛假陳述行為人違法獲益相比，仍屬“九牛一毛”，“僅依靠投資者的索賠訴訟，尚不足以震懾違規者，從嚴追究證券違規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迫在眉睫”。

    多數公司積極整改

    綜合來看，從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下發立案調查通知到最終給出結果，延續的時間都比較長，而被查出的違規事由，有時可回溯至七八年前。

    例如，ST撫鋼即被查出，在2010年至2016年年度報告和2017年第三季度報告中披露的期末存貨余額存在虛假記載；2013年至2014年年度報告中披露的期末在建工程余額存在虛假記載；2013年和2015年年度報告中披露的期末固定資產余額存在虛假記載；2014年至2016年年度報告、2017年第三季度報告中披露的固定資產折舊數據存在虛假記載；2010年至2016年年度報告和2017年第三季度報告中披露的主營業務成本數據存在虛假記載；2010年至2016年年度報告和2017年第三季度報告中披露的利潤總額數據存在虛假記載。

    在被監管部門下發處罰事先告知書之后，有的公司在公告中稱，會在規定時間內對擬處罰措施進行陳述、申辯和聽證。不過，大多數公司積極認錯、整改。

    查閱今年以來的公告可知，除公布被立案調查、通報批評、要求整改的公司之外，還有公司對此前被要求整改的事項進行了整改后的回復。

（編輯 白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