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思文

    “十四五”時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將引導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的發展。當前，政信產業和國家重要戰略、發展方向相融合，為基礎建設、鄉村振興、“一帶一路”倡議等提供了資金保障。

    近日，政信投資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何曉宇在參加2020政信產業高峰論壇暨第五屆中國PPP投資論壇時發表了題為“政信金融在新時代的新機遇”的主旨演講。

    何曉宇在論壇上表示，伴隨著我國進入經濟發展的新階段，財富管理正迎來新時代。當前，人們的財富增長模式正在發生改變，所以家庭財富管理需要跟上并適應變化。總體來看，選對方向和領域做中長期投資和資產配置，更容易與國家經濟增長趨勢保持同頻，并以時間成本獲得復合增長率。

    家庭財富管理

    需要跟上時代的變化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出爐，這份看似與普通人沒有直接關系規劃其實蘊藏著國家對于未來巨大的財富計劃。規劃指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何曉宇表示，國內很多學者建議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宜將今后10-15年的發展目標定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這個倍增計劃也是與每月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的6億人口密切相關的。看似難度非常大的目標，在未來實現起來可能要比過去的20年更容易。比如，2000年的時候，中國人均GDP剛剛突破1000美元，而現在已經過了1萬美元。按照大多數機構的預測，按照未來中國經濟進入中等增速的標準，2035年中國人均GDP有望達到2萬美元。屆時如果中國能有10億人口跨入中等收入群體，那么中國社會就成了橄欖型社會，將更加穩定和諧。

    同時，何曉宇提到，根據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按照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50萬元之間的標準，2017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數量已經達到了4億人，涉及1.4億個家庭，他們具有購車、購房、閑暇旅游的能力，是未來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有力支撐。

    “照此來看，這個計劃不僅事關已經達到中等收入群體的4億人，而且事關未來廣大三四線城市的5-6億人。然而，人們的財富增長模式也正在發生改變，所以家庭財富管理需要跟上時代并適應變化。”何曉宇坦言。

    要做中長期投資

    和資產配置

    在談及財富管理發展時，何曉宇表示，根據機構調研統計，2019年中國居民的可投資資產的規模突破了200萬億人民幣，在資本市場，有百萬億元的資產管理機會。

    所謂百萬億元級的機會，在中國，主要是兩類人擁有的財富。一類是高凈值、超高凈值人群，他們的可投資產平均在600-1000萬元，這樣的群體在中國接近200萬，他們的可投資資產加起來接近100萬億元。還有一類我們稱之為大眾富裕階層，資產比中產階級稍高一些，資產在100-600萬元，這類人大概接近3000萬，他們也掌握著約100萬億元的資產。這兩類人的財富相加，就是將近200萬億元的財富。

    “很顯然，高凈值人群中的絕大部分是因為抓住了改革開放的紅利，從年齡來看，到了需要考慮資產傳承的階段，而大眾富裕階層，做好家庭資產配置更重要。所以說，伴隨著我國進入經濟發展的新階段，財富管理也迎來新時代。”何曉宇表示。

    何曉宇進一步分析稱，中國居民的資產配置中，90%的家庭的70%資產是房產，金融資產只占不到30%的比例。未來，國家將通過資本市場的改革，優化國民整體的投資結構。高凈值人群大多投資房產、信托、私募基金等產品，大眾富裕階層受限于投資門檻更多投資在公募基金、證券等流動性更好的標準化產品上。未來金融監管套利空間越來越窄，加之社會加速老齡化，家庭財富管理更加需要穩健投資，需要投資機構和投資者本人在安全和收益之間做很好的平衡。從風控角度來說，大額投資越來越多，專業化投資技術在源頭上做好風險控制更加重要。

    “總體來看，不管是國家倡導還是家庭財富管理需要，選對方向和領域做中長期投資和資產配置更容易與國家經濟增長趨勢保持同頻，并以時間成本獲得復合增長率。”何曉宇稱。

（編輯 喬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