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曉璐

    近日，中國證監會首席律師兼法律部主任焦津洪在《中國法學》刊文稱，條件成熟時，可依法適當擴大投保機構的范圍，在證券集體訴訟的啟動力量上更加多元化，以適度的競爭激勵機制強化訴訟代表人的力量，不斷增強訴訟原告一方的專業能力，提升投保機構為投資者服務的動力和實力。

    焦津洪表示，證券集團訴訟制度在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保護“小額多數”受損投資者等方面具有諸多優勢，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嘗試結合本國情況加以學習借鑒。

    我國混合式證券集體訴訟制度，立足于我國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司法功能、法律職業、當事人、社會觀念及法律文化等多種現實因素，旨在強化公共執法與私人執法的良性互動與協調互補，選擇了同時發揮公的力量和私的力量、主要以公的力量推動私的利益實現的創制理念，從而將私的利益更加直接高效地分配到每一名受損投資者。兩種創制理念雖然在公私力量的平衡和運用方面存在差異，但均以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最終目標，為投資者提供了“制度補貼”，可謂各具特色，殊途同歸。

    “我國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其制度創制與首單實踐表明，我們應當堅定制度自信，繼續堅守證券集體訴訟制度以公共執法為主的本質特征，兼顧私人執法的啟動需求，充分發揮震懾性、人民性、引領性作用，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完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并逐步推廣。”焦津洪表示。

    要繼續注重發揮個案的震懾效果，重點關注典型重大、社會影響惡劣的案件，不斷優化選案標準及選案機制，做到選案標準規范化、工作流程透明化和投資者利益保護最大化，不斷優化訴訟啟動機制，把有限的公共財政資源投入到最有效的公共服務中，有效回應市場關切，著力推進證券集體訴訟常態化實施，努力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

    繼續注重做好相關案件的程序性統籌銜接，協調好案件管轄、民刑破程序之間的關系，平衡好集體訴訟集中管轄與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轄的關系，在典型重大的證券集體訴訟綜合性案件中做好刑民協調且相互促進的銜接機制，從制度層面明確投保機構代表投資者參與破產程序申報債權、債權人會議表決、當選債委會成員、參與破產重整清算等提供更堅實的制度保障。

    繼續注重完善投保機構及公益律師的激勵機制，在立足于公共執法本質的基礎上，將參加證券集體訴訟相關情況、專業水平、司法評價、投資者監督意見等納入投保機構的考核體系，根據案件難度以及耗費律師時間和精力等情況適當強化對公益律師的物質激勵機制。條件成熟時，可依法適當擴大投保機構的范圍，在證券集體訴訟的啟動力量上更加多元化，以適度的競爭激勵機制強化訴訟代表人的力量，不斷增強訴訟原告一方的專業能力，提升投保機構為投資者服務的動力和實力。

    繼續注重加強信息技術保障，針對證券集體訴訟“小額多數”的特征以及資本市場良好的信息化基礎，探索發展為投資者提供身份核驗、交易數據調取、訴訟風險評估、無紙化立案等一站式訴訟服務的全流程網上辦案模式，在進一步細化投資者損失計算標準的基礎上研發完善損失計算模型等。

    焦津洪認為，從長遠看，可以適時修改《民事訴訟法》，因為在引入證券集體訴訟制度時，考慮到修改《民事訴訟法》涉及面廣、周期長，我國通過修改《證券法》的方式實現“申明退出制”集體訴訟的引入。目前，《民事訴訟法》第57條僅規定了“登記加入制”的代表人訴訟類型，與“申明退出制”集體訴訟存在很大區別。另外，在環境侵權、消費侵權等涉及眾多社會公眾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更多民事訴訟領域，也可以考慮引入“申明退出制”集體訴訟。

（編輯 李波）